人間通訊社

陳慧劍-2

之後，《今日佛教》給原創辦人廣慈法師收回，我就接辦了《覺世旬刊》。那時，還是由陳慧劍居士協助編輯，只是後來他在台北取得了正式的中學教員資格，而我則從台北搬到了高雄，就這樣，我們也就各自去為前途打拚了。

多年之後，陳慧劍居士在台北發表了著作《弘一大師傳》，受到各方好評，從此也在佛教文化人當中有了一定的地位。之後，他又在台北舉辦了弘一大師畫展，也邀我前去捧場，我應其所請，每年都前往參加。

不過，後來在他的努力下，「弘一大師紀念學會」終於成立，當時我也前去祝賀，並為弘一大師紀念銅像主持開光落成典禮。甚至於香港企業家徐展堂先生送我幾幅弘一大師的字，我還捐了一幅送給他，表達對弘一大師紀念堂成立的共襄盛舉之意。總之，我也幫助他做了許多事。

其實，在學會成立之前，他還曾出任以出版佛學書籍為主的「天華出版事業公司」總編輯。後來又到慈濟功德會，擔任《慈濟道侶》總編輯一段很長的時間；那時候倒是有他發揮的契機，《慈濟道侶》編輯得很好，可見得他還是有才華的。

陳慧劍和朱時英（朱斐）居士同是具有佛教性格的人，他們都是以教為命，虔誠正信，且熱心佛教文化的居士。我們知道，五○年代的台灣，佛教文化可謂如沙漠一般，荒涼無比，而他們願意在沙漠裡充任園丁，自是難能可貴了。

劉國香

除了陳慧劍居士之外，同樣撰寫弘法文章不遺餘力的青年代表，應該就是劉國香居士了。

劉國香居士是軍中退役下來的戰友，1926年生，湖南衡山人，和道安法師是同鄉，也是道安法師的得力助手。我記得，那時候在台北，他隨從道安法師就好像出家的弟子般，亦步亦趨，跟隨著道安法師縱橫佛教會、文化事業及各種活動。尤其道安法師創辦的《獅子吼月刊》，在我的記憶裡，發行、編輯等大部分的工作，都是由劉國香居士來擔任。甚至於有時候道安法師無法參加的一些會議，也都是由他代表出席。他對道安法師的效忠、恭敬，可以說就差沒有出家換上僧服罷了。

此中，他也和我時相往來。記得我在1959年成立「佛教文化服務處」後，他就經常到訪我們的工作場所。可惜那個時候，因為他的湖南話我聽不太清楚，加上他的聲音低沉，我也就難以和他暢快地縱橫議論。

後來道安法師圓寂，他投身到佛光山來，在佛光精舍裡也住了很長一段時間。期間，他曾經參與佛光山《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》的審閱，也在我創辦的《普門雜誌》上不斷撰寫文章。而當初我之所以沒有邀他參與編輯《普門雜誌》，是因為那時張培耕先生擔任社長。雖說兩人之間不至於會有「一山難容二虎」的窘境，何況他們也沒有對立、爭鬥，不過在我想，他們分屬不同類型的性格，在工作上還是不會投機的。

除此之外，他也在「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」裡服務，只是那時候我決心要將這一套藏經，以比丘尼的名義出版，藉此提升比丘尼的地位，因此對於少部分曾經參與編修的比丘、居士，我也就沒有特意去表揚他們。在台灣，比丘尼早先是沒有地位的，就連出去念經也都沒有人要接受，而我能把這種情況改變，說來女眾真是要好好謝謝我的。

後來，劉國香居士也在佛光山皈依，並且再三向人強調他是佛光弟子。他的著作很多，有《聖僧玄奘大師傳》、《雨花集》、《紅樓夢與禪》、《圓覺經》白話譯本等，可以說在佛教界裡也是著作等身的文化人了。

朱蔣元

在佛教文化出版事業當中，和我因緣關係比較深的，應該算是朱蔣元、朱其昌居士父子了。

朱蔣元是江蘇南京人，1923年出生。最初，他想要出版《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》，特地前來拜託我給予支持。我向來對於佛教公益事業最感興趣，尤其想到過去出版《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》時，實在說，那雖然是我的發想，卻是他辛苦工作的成果，而他硬是要用我的名義出版，我也不得不順從。

據聞後來那一張《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》，在各級學校裡作為老師教學之用，對教育方面深有貢獻。想到他過去的付出，現在商之於我，要求出版《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》，我當然極願意給予幫助了。

此外，他還要我為這一本書訂定書名，並且給予題簽，我也毫不猶豫地就答應他。只是後來有少部分的寺廟，聽說是我題的書名，都不願意承購這本書。朱蔣元居士則來安慰我說：「即使所有的寺院都不願意購買，我也是要你在這本書上題簽。」

我感動於朱居士的這種義氣，也就更加欣賞他了。所以，當初他的許多文化事業，我都盡力給予贊助。例如他是華宇出版社的發行人，因此，凡是華宇出版社出版，與佛教有關的書籍，我都盡力幫他經銷、推介。

後來他和我說，想要編一部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以及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，希望由我擔任編輯，我則委婉地表示，實在沒有時間，建議他找張曼濤先生協助。沒想到，張曼濤先生一開口，就要他以三十萬元作為編輯目錄的費用。我記得，那時候的三十萬塊錢，足以買一棟國民住宅，但是為了這套書出版的意義深遠，我也就對他說：「我來幫你負擔這部分的費用好了。」後來，張曼濤先生在那套書的編輯後記裡提到了這件事情，總算讓當時的那筆三十萬元新台幣，不是白白地花費掉了。

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共有一百冊，由於當時朱蔣元居士出版這套書的時候，印刷費很高，為了讓他獲利，一部一萬塊錢的書，我就向他請購了兩百部。不過我也知道，這種有意義的書，若能在佛光山全世界的別分院或圖書館，一家放一部，也是不為多的。

至於他後來究竟印了多少部，我並不知道，但是當這套書在大陸、台灣的銷路漸漸困難時，他曾前來找我，要我第二次、甚至第三次購買。那時，我也都是一百部、八十部地買下來。甚至有一次他對我說，書還有八十餘部，沒有地方存放，希望我能全部購買，以便就此結束發行。我也二話不說，一次就統統都把它購買下來。

朱蔣元居士後來年紀漸漸老去，由兒子朱其昌繼任文化事業。朱其昌先生經常在海峽兩岸推動佛教文化，我也時常購買他印行的書籍，一次也都是幾十部、幾百部地買。後來朱蔣元、朱其昌父子在台北建立法輪講堂，出版《法輪雜誌》，我同樣盡量給予贊助。尤其朱其昌居士有時一些書籍推銷不出去了，也都會拜託我包辦下來。我之所以要贊助佛教文化事業，對這些文化人聊表心意，只是為了免得發展佛教文化的人過於辛苦罷了。（待續）